泰州古称海陵，海陵一名：“以其地傍海而高，故曰海陵”。当浪潮退后，呈现在面前的不是海陵地域之高了，而是文化之高了。
谈及泰州文化，明代中期的泰州学派是不可绕开的话题，这个由泰州学者王艮创立的学派，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，引领了明代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。
泰州学派犹如一粒石子，投入了世间这个湖中，水面上泛起了一阵漪澜，被漪澜所波及的，有上海人徐光启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，在泰州学派“百姓日用即道”等观点面前按下了同意键，他一生中的很多时光，是在为泰州学派思想传播在奔波，他利用自己科学方面的建树，推进了泰州学派思想的传承和发展。
这是泰州与上海之间较早一次的文化互动，放在历史的舞台上，也许是微不足道的，但却是有价值的。我们从中看到了贤达光辉的背影，在市井的烟火中忽隐忽现。
历史像书页一样，一页一页地翻过，转眼到了清代同治六年（年），上海城西传来一阵阵琅琅的读书声，顺着这书声，找到龙门书院，透着窗户，会看到室内一位清瘦的文士正在给讲台下的学子讲课，这位文士就是享有“东方黑格尔”的泰州文艺理论家刘熙载，他主持龙门学院达十四年之久，教学之余，他还创作完成了《艺概》和《昨非集》两部著作。在刘熙载主持龙门书院期间，书院涌现出了袁昶、张焕纶、鹿传霖、李平书等大批英才。胡适的父亲胡传也曾在这里读书，并将这段美好的回忆告诉了胡适。
两朵文化之花，在散发着芬芳，穿过百年风雨，穿过字里行间，我们依旧可以领略到动人的花容、醉人的花香，他们在泰州、在上海以及更广阔的土地上传播希望。
戏曲之花
年深秋，泰州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来到上海登台献艺，当时的《申报》以“貌如子都，声如鹤唳”“南北第一青衣兼花旦”等形容梅兰芳，这对还未在南方站稳脚跟、刚满二十岁的梅兰芳来说，是一种无形的鼓舞，他信心满满地登上了上海的“丹桂第一台”，演出《穆柯寨》，一炮而红，此后，他在京剧舞台上顺风顺水。可以说，梅先生如一剪泰州的白梅，在上海迎来了生命的绽放。
除了京剧，淮剧在泰州、上海两地也有着很深的群众基础。对享有“淮剧皇帝”之称的泰州人陈德林来说，上海是他的福地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他在上海淮剧团进修，拜在淮剧名家筱文艳门下学艺，练就出了清新柔美的唱腔，继而唱响大江南北。为回报上海这块有恩于他的土地，年6月，他在上海逸夫舞台举办了首次个人流派演唱会，票房爆满，好评如潮。这之后，他又多次在上海进行了演出，并在年获得了第12届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奖，上海的这份好运同样给了他从事淮剧艺术的家人，他的妻子黄素萍在年获第8届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奖；女儿陈澄在年获第14届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奖；女婿陈明矿在年获第25届上海戏剧白玉兰配角奖。泰州的这个淮剧世家，与上海有着不解的缘分。
回顾今昔，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地的泰州戏曲界人士不胜枚举，如民国“姐妹花”电影明星顾梅君和顾兰君、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创作组组长章力挥、上海戏剧家协会理事顾振遐等。他们能在上海取得成功，得益于泰州有培育人才的水土，得益于上海有海纳百川的精神。
文学之花
“虾为鲜品，出产夙多，自商人争以运申”。这是民国泰州作家夏耐庵《吴陵野纪》中的一段话语。其实不光泰州的水产与上海有着联系，像夏耐庵这样当时经常在上海报刊上“露面”的泰州作家还有王天恨、曹梦渔、缪文斌、李心斋、夏澹人等。
这当中颇具代表性的有全才型作家王天恨，他17岁在文坛崭露头角，后长期居住在上海，其创作涉及国学、诗文、小说、译述等诸多领域。他的作品遍布当时上海的各类报刊，出版有《红粉青锋记》《第一夜》《秋风》等作品，其刊登《半月》《紫罗兰》等杂志上的侦探小说《康卜森新探案》深受读者喜爱。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国学著作《四书白话句解》，此书自年上海国学研究社发行后，被各大出版社争相出版，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，成都古籍书店、台湾明宪出版社、香港五洲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都再版此书，它的标准注音版还成了中国香港的国学基本教材。
出身泰州富户的曹梦渔曾是《骆驼画报》的主编，如今翻阅这份当年风靡上海滩的画报，我们会发现老舍、王梅癯、周瘦鹊、陈去病、张慧剑等作家的作品。善于交际的曹梦渔把这些名家笼络到身边，而他在编辑报纸之余，也没有忘记创作，他的武侠小说《情天奇侠传》、社会小说《新社会之怪现状》出版后反映良好，是当今旧版文学研究者